委员建言 | 徐碧洋：关于优化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评审标准 破除形式主义壁垒的建议

当前，我市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评审中将“农村支教经历”和“班主任工作经历”设为硬性准入条件。该政策初衷在于促进教育均衡与强化育人导向，然而，随着教育形势的深刻变化，其执行过程中已产生显著偏差，逐渐演变为形式主义的负担，甚至阻碍了部分优秀教师的正常晋升，亟待进行系统性优化。

一、政策执行与现实脱节，硬性规定衍生多重困境

（一）“农村支教”要求面临现实梗阻。随着城镇化进程，大量乡村学校生源锐减，许多已转变为小规模学校。机械性地向此类学校派遣城市骨干教师，常面临“无课可教”的窘境，导致支教流于形式，造成优质人力资源与财政资金的双重浪费。同时，此举亦对长期坚守农村一线的教师构成不公，他们本身就是教育均衡的实践者，却仍需被此条件考核。

（二）“班主任”经历硬性要求引发结构性矛盾。班主任岗位在学校内属稀缺资源。将其设为职称晋升的“硬通货”，易导致资深教师为晋升长期占据岗位，挤压青年教师锻炼机会，引发校内不必要的竞争与内耗，甚至催生“挂名班主任”等形式主义现象。更突出的是，教育事业发展需多元化专长人才，擅长课堂教学、竞赛辅导、教育科研的教师，未必擅长或适宜承担繁重的班主任事务。“一刀切”要求可能导致人才错配，使教学能手在管理岗位上疲于奔命，而其核心教学专长反被削弱。

二、形式主义负担侵蚀教育生态，造成深远负面影响

不合理的硬性规定已对我市教育根基产生潜在损害。其一，严重挫伤教师专业热情。当教学成果突出的教师因缺少特定经历而被拒之门外，传递出“合规身份”重于“专业能力”的错误信号，削弱教师潜心育人、钻研业务的内生动力。其二，助长功利与虚浮风气。为“刷经历”而选择的支教或承担的班主任工作，易偏离其育人本意，与“立德树人”根本任务相悖。其三，最终损害学生利益。教师的精力若被导向“满足条件”而非“教好学生”，教育教学的质量与初心将难以保障。

三、具体建议：构建多元化、重实绩的综合评价体系

为破除形式主义壁垒，让职称评审真正回归激励教师专业发展的本质，建议取消“一刀切”的硬性准入，建立以实际贡献和专业能力为导向的“菜单式”弹性评价机制。

（一）推行弹性积分制，实现晋升路径多元化

具体可推行“弹性积分制”，将支教、班主任工作、教学业绩、科研成果、竞赛辅导、公开课、教材编写等多项贡献量化为积分项，教师可根据自身岗位特点与专业优势，从“菜单”中自主组合、累计达标，以此实现晋升路径的多元化，尊重并鼓励教师的差异化发展。

（二）拓宽支教内涵，建立服务贡献等效认定机制

建议拓宽“支教”政策内涵，建立更为合理的“教育服务贡献”等效认定机制。一方面，对长期坚守在农村、山区教学一线（如连续工作满10年）的教师，应自动视其满足并超额完成支教要求。另一方面，可将“支教”定义为“对教育薄弱领域的服务与贡献”，将高质量开展“线上支教”与课程资源共享、长期定点帮扶薄弱学校开展实质教研、承担市级及以上教师培训任务产生广泛影响，以及在特殊教育或社区教育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等情况，经严格认定后，等效或部分等效于支教经历。

（三）确立育人等效标准，打破班主任经历垄断

建议同步建立“育人工作”等效认定标准，打破“班主任”职务对育人经历的垄断。应充分认可多样化的育人实践，例如长期优秀担任学生社团或校队指导教师并成效显著，专职心理健康教师、团委书记及德育干事的本职工作，成功实施“学生成长导师制”并对学生进行长期精准辅导，以及在学科教学中深度融合德育并形成可推广的典型案例等，均可经认定等效为合格的育人经历。

（四）强化实效质量评价，杜绝“刷经历”现象

最后，必须强化对过程质量与实质成效的评价，从根本上杜绝“刷经历”现象。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支教或育人工作，在评审时都应重点考察其实际效果与质量。支教经历需提供受援单位的评价证明及具体成果报告，育人工作则需考察其实际带班成效、学生与家长的反馈，以及可验证的育人案例等，从而推动职称评审的核心从“查验书面证明”转向“评估实际贡献”。（作者系市政协委员、阳高县政协主席徐碧洋）